也要积极弘扬以德、能、勤、绩、廉之价值品质为内核的行政文化，完善不同层级职能部门之间、决策主体与执行主体之间的行政性协商机制建设。

三是强调要更清晰地确立执政党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权力和作用。（8）辩证唯物、历史唯物的法治发展的观念。

这样的条理法，也构成新的法形态体系。如果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就会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阻力。二是实现监察全覆盖不再留下空白地带。例如，监察法是反腐败国家立法，制定监察法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是巩固反腐败成果的制度保障，其主要任务有四:一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集中统一领导。之所以连续起草、配套推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体和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关键的这两个纲领性文献，为新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法治发展确立战略方针和制度安排，尽快给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提供直观易懂的总体改革战略，减少改革与法治之间的张力，这种努力在我国30年前曾出现过并有着深刻教训，那时的做法与现在的做法颇有类似之处，但结果不尽相同。

行政管理模式的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这些变化已显示出很多不同，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有一些不是谈法治，却是最基础的一些变化，因此也是更重要的变化。中共十九大报告阐明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

2018年修宪将美丽中国与生态文明纳入宪法序言中，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事关人们行动的指南、旗帜与方向，因此，只要党的指导思想有所发展，在每次修宪中皆将最新的指导思想载入宪法之中，使之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进而成为我国宪法的指导思想。这些制度和原则会产生一种结构，由此让一般的政治主张都置身其中。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就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开出的药方，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转型发展的中国方案。

(十)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原则，研究中国宪法学与世界宪法学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一般而言，一国宪法只是关注本国的制度安排与人民的利益福祉，然而，中国宪法则超越一国狭隘的视域，而兼具一种心怀天下的博大胸怀，在规定中国制度安排的同时，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理念。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中，需要长达30年的时间即从2020年至2050年。

由于缺乏一个专门监督实施宪法的机构，因此，有关中国宪法的方法论体系研究几乎成为空中楼阁，中国宪法学方法论的研究主要是大量引介西方国家的宪法判例以及方法论，没有宪法判例的宪法学是缺乏实践性的宪法学，是没有力量的，更缺乏鲜活的生命力。[11]参见刘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足迹》，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254-255页。[8]参见陈耿、雷金合：《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载《解放军报》2017年12月11日。【注释】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法学会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重点专项课题(CLS(2017) ZDZX05)、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宪法解释制度比较研究(17AFX011)的阶段性成果。

2004年宪法修改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载入宪法序言，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成为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68-169页。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集中于党的建设，针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就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开出的药方，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转型发展的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其中的每一个方面都体现着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和发展，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来完成。

[6]《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页。原则是指必须实现的、一般是关于社会的某些经济、政治或社会问题改善的目标的政策，它体现公平、正义或其他道德层面的要求并应该得到遵守的准则。

针对宪法实践的宪法学研究也同样无法开展，只能通过一年一度的宪法事例的评选刷一下中国宪法学的存在感。[11]韩大元教授曾提出在《宪法解释程序法》的制度设计中，可以考虑两种方案：一种是设立具有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委员会，另一种是将现有的法律委员会调整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作为宪法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它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的根本的活动准则。[4]因此，1999年宪法修改将邓小平理论载入宪法之中，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仅包含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和法治保障体系，还包括党内法规体系，因此，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应有之义。[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

自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邓小平同志当选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后，持续至1993年3月。(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宪法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构建具有现代性、科学性与时代性的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与方法论体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体包括了八个方面，即(1)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

(六)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重点，研究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理论与实践 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此为契机，中国宪法学者将围绕宪法监督或合宪性审查程序、宪法解释及其程序、宪法判例及其方法论以及中国宪法学与其他国别宪法学的比较等宪法实践性现实性与比较宪法学问题开展深入研究。

尽管党的领导已经在宪法序言中作了确认，但没有在宪法条文中加以明确规定，没有在我国国体的表述中明确突出党的领导的宪法地位。(二)宪法实施机构的重构使宪法实施实现法律实践性转向，为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宪法实施之路提供了制度选择 长期以来，我国宪法实施的监督保障制度饱受诟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一个专门的宪法实施监督机构。

如何立足于新宪法秩序，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学理论研究体系与方法论体系，将是时代向中国宪法学研究者提出的新课题。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全党必须一体严格遵行。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关于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新理念，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

历史经验证明，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是确保政局与社会的稳定、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安排。因此，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更名重构了中国宪法实施监督的专门机构，对于推动宪法实施的监督、进行宪法解释、开展合宪性审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对此，彭真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草案)》说明中作出过解释，他说：检察院对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只限于违反刑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改变了这种广泛的一般性监督，而专门集中于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严重违反法律行为的监督。

有所不同的是，2018年修宪之前的三位一体是限于宪法关于国家主席连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而2018年修宪之后的三位一体真正实现了《党章》与《宪法》在形式上的统一，即关于党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与国家主席均对任期期限不作限制，而是根据党和人民事业的需要确立任期。[2]制度是由规范群构建起来的、为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规则事实，国家将各领域所取得的经验与实践成果固定化为制度事实，以便加以坚守与保持。

影响 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改案》修改了宪法部分内容，共11个方面[1]，其中涉及宪法序言中的四个自然段(即第7、10、11、12自然段)和宪法正文17个条款(即第1、3、4、24、27、62、63、65、67、70、79、89、100、101、103、104、107条)的修改。李先念(1983年6月六届人大一次会议—1988年4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杨尚昆(自1988年4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1993年3月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分别担任国家主席。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使命，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指导思想。(五)以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为契机，进一步研究我国政体以及国家权力之间的职能分工与配合 宪法上设立新的国家机关——监察委，并与一府两院宪法地位平行，这是对国家政权结构形式的重构。

1982年宪法序言明确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这种修宪有利于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等四个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摘要】 2018年修宪对于宪法的指导思想、国体、政体、宪法实施监督机构、党国核心领导体制都作出了或多或少的重构与整合，在某种意义上说，1982年宪法确立的宪法秩序进入了一个新宪法秩序的时代。(三)监察委的设立重构了国家权力结构体系(政体) 按照1982年宪法，我国国家权力体系是由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与检察权构成，上述权力分别由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行使。

[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63页。2004年宪法修改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载入宪法序言，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成为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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